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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對團隊有責任,若我知道「可能有所幫助的事」,就有義務告訴他們...

你是否跟我一樣,認為作為領袖的責任就是要「教導」和「提醒」?

 

我曾被生命中的權柄教導和提醒過—父母、教師、生命導師和督導。

 

我的教會也教導我要教導真理,並且遇到錯誤時要指正。

 

作為一個為他人負責的領袖,如何能不教導或不提醒?

 

我第一個重要的領導角色始於我在日本服事的機構,當時任命我擔任教會倍增部主任。

 

那年我二十八歲,帶著躍躍欲試的心情去了。我們有七個美國家庭肩負殖堂的任務,由我負責監督。罹患「自以為無所不知」病使我的溝通風格偏重於指教,我經常以想法、建議、暗示、說教、訓誨,甚至是代禱事項的形式來提供指教。

 

當我給其他家庭關於事奉的策略時,很快就發現我的建議和幫助並不受到歡迎或欣賞。他們像我一樣有自己的看法。

 

在最初幾年裡,我有多次被他們拉到一旁,私下說我「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見」、「不顧他人感受」,還有「不聽別人講」。他們告訴我:「我們也有想法啊!」

 

但當時的我認為,作為監督,我對我的團隊有責任。

 

如果我知道某個可能有所幫助的事,就有義務告訴他們;我以為什麼都不說,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得知我努力想幫忙卻被看作自大或專制,我感到十分困惑。更讓我沮喪的是,就算得知實情之後,我也拿不出其他溝通工具來幫助我們的團隊達成目標,我會的領導技巧就這麼一招而已。

 

後來發生了幾件事,改變了我對於領導他人的想法。

 

 

一、相信聖靈的工作

在我攻讀碩士學位時,我選了魏格納(C. Peter Wagner)的一門與教會增長有關的課。

 

有一天魏格納博士對全班說起1980年代整個中非的非洲人獨立教會巨幅增長,並用圖表說明那段時期教會出席人數驟增的情形。當時舉世最大的教會,有一些就在中非,而且是由非洲人領袖帶領的,不是外國宗派之下的教會,那些教會都是本土教會。

 

教室後排有人舉手,站起來,口氣激動地說:「但是,魏格納博士,這些教會裡面有些根本是異端!那些非洲牧師裡面,有的很腐敗又很獨裁。他們的神學裡混雜了泛靈論,這些獨立教會之中最大的一間,甚至不相信耶穌的神性。你怎能舉它們作教會增長的例子?」

 

魏格納博士微笑地聽著,摸了摸他白色的山羊鬍子輕聲一笑,然後解釋說:「耶穌的神性是直到主後325年的尼西亞會議才達成共識的,然後又過了 75年,他們才能描述三一神論,並且直到主後393年的希坡會議,才把我們現在的聖經正典確定下來。」

 

「所以,」他總結說:「如果我們可以給聖靈幾百年時間,讓早期教會領袖們把這些事情搞定,我想,我們也可以給祂個幾十年來解決我們非洲弟兄姊妹的任何問題吧。

 

哇!我太震驚了!簡直怒髮衝冠!心想,這是我聽過最不負責任的表述了。

 

說到底,確保正確地教導聖經和應用聖經,不正是傳道人的工作嗎?

 

我們有聖經,聖經是我們信心與行動的最高權威,若有信徒所信所行明顯不合乎聖經,難道我們不應該指出他們的錯誤嗎?

 

 

我對聖經的尊崇雖然沒有錯,但是我對聖靈的了解和倚賴卻很薄弱。

 

我也覺得羞愧。老實說,我不得不承認,我不相信單憑聖靈就能糾正非洲教會的任何問題。

我錯誤地認為上帝需要我或其他基督徒的幫忙,這肯定是事奉者的驕傲心態。

 

然而,魏格納博士卻相信上帝想要做的,聖靈都能做到,不需要他的協助,更不需要神學院學生或美國教會的協助。

 

 

二、給建議的代價

讓我心態改變的另一堂課,發生在我們全家搬到印尼之後。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我在那裡跟當地的基督教機構配搭,服事印尼偏遠地區的穆斯林族群。你可以想像,那些地區的激進人士一點都不樂見關於信仰耶穌的思想在當地自由流通,因此,只要被他們視為與伊斯蘭優勢地位競爭的,不論什麼事,一概阻止。

 

我居住印尼的那幾年,常有激進人士在峇里島和雅加達引爆炸彈,攻擊基督教教會,外國人也經常受到威脅。

 

我在這背景下跟當地的年輕信徒配搭,他們渴望幫助人脫離赤貧,教導兒童官方語言,同時把彌賽亞耶穌的好消息分享給同胞。這些印尼的基督徒以十八到二十一歲居多,最高學歷是高中,此外就是受過三個月的聖經訓練而已。

 

他們渴望從我這裡學東西,也採納我的想法,而且希望我提供更多。更棒的是,我發現他們會照我給他們的建議去做,我心想:「終於有人願意聽我的了!」我覺得被肯定,覺得自己很重要、受到賞識。

 

我發現,在人人皆平等的美國、澳洲或歐洲的年輕人,會聽聽我的建議,然後分辨哪些可以採用,哪些不必。

 

但是,印尼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地位低的人要聽從身分地位較高的人。因此,儘管我告訴他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我的印尼朋友們仍然老老實實地照我的建議行動。

 

他們相信完全照老師的吩咐去做才是好學徒,不然就是對老師不敬。

 

有一天我在反思這情況時突然領悟到,我的建議可能使這些年輕人遭殺害、毒打或被逐出他們所服事的村子。

 

給建議這件事突然有了高昂的代價。我是誰?怎能為這些人做出攸關生死的決定?

 

我不該站在做決策的位置。

 

每一個人和團隊都需要聆聽聖靈告訴他接下來該怎麼進行。

 

如果聖靈引導他們去某個地方或做某件事,結果是面臨逼迫,那是神的旨意,祂必引領他們度過。

 

要緊的是,他們要聽從神,而不是聽我的建議。

 

怎麼辦呢?

 

我開始把我的角色從「給建議者」轉變為「教練」,

傾聽對方說話、提出問題以加深對方的思考、讓對方自己找出解決辦法,並在整個過程中讓對方感到賦能,進而自己負起責任採取行動。

 

對我而言這是個艱辛的過程,我並非天生擅長這些,但這過程使我與他人的互動大大改變。

 

雖然現在我還是會有想法和建議浮現腦中,但我已學會如何控制住告訴別人該做什麼的衝動,如今我能夠用問題來引出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了。

 

 

 

(出自《COACH教練式領導》第1章:教練式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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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子外面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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